在他之后，有东晋高僧法显、唐代高僧玄奘，有唐代译经僧义净、南朝译经师真谛，有无数舍身求法与弘法的后人，他们的备践神踪带来了中国佛教的发展及完善，他们的誓志弘通带给了我们无限感动，也赋予了丝绸之路烛幽的佛教之光。

远在公元前138年，张骞任使者出使西域之后，便揭开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的序幕，打开了中西方国家对话合作的大门。直至公元67年，汉明帝因夜梦金人而派使者到印度请摄摩腾、竺法兰两位僧人到洛阳，译出第一部汉文佛典。因白马驮经，任重而道远，功不可没，遂在洛阳建造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此后，诸多佛教高僧为求取真经圣典，苦行于西去之路上。他们所付出的努力对中华民族多元的文明融合及中西方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国时期的朱士行，便是中国西行求经寻法的第一人。

朱士行法号八戒，是一位精进修行的僧人。其实，早在三国时期，佛法已然流行，但缺乏戒律经典。直至三国魏嘉平二年(公元250年)，昙柯迦罗于洛阳白马寺译出《摩诃僧祇律》戒本一卷，邀请当地的梵僧前来传戒，于白马寺设法坛行皈戒。朱士行第一个受戒，成为中国史上首位汉族僧人，由此可见他献身佛法的勇气。这也是中土有戒律并受戒之始。

朱士行受戒出家后，在洛阳潜心笃志学习研究并讲解大乘佛教经典《道行般若经》。此经由支娄迦谶所译，简约求质，中土人士在理解上往往有许多障碍。朱士行曾感叹:“此经大乘之要，而译理不尽!”因此发誓西行求取梵文原典，以便能彻底理解领悟般若深义，他“誓志捐身，远求大本”，准备为求法而不惜献身。

公元260年，年近六旬的朱士行，独自一人毅然决然地踏上求经寻法之路，历经艰难险阻到达于阗，西行途中叩询请益、寻求梵本，终于在于阗找到《大品般若经》梵文原本，从此安住于阗，开始潜心抄写佛经，一抄就是二十余年。这位置身于异国他乡的老人，逐字逐句、逐页逐卷，以宁静平和的慈心与志愿无倦的愿力，把长达90章、共计60余万字的《大品般若经》抄写完成。当时，他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将携带沉重的佛经返回家乡的重任交给了自己的弟子弗如檀等人后终老于阗。弗如擅等十人历经艰险，终于在公元282年将此经送回洛阳。直至公元291年，无罗叉、竺叔兰等人将该经译成汉本，取名为《放光般若经》。该经译成汉典后风行京华，被义学者奉为圭臬，对当时般若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推动了两晋时形成研究般若学的高潮。朱士行虽只抄出这一部经，其作用却是不可低估的。

亦余心之所向兮，虽九死其尤未悔。正是因为有朱士行开启了穿越大漠戈壁西行求法的源头，犹如一盏菩提灯，照亮了这条荆棘险途。在他之后，有东晋高僧法显、唐代高僧玄奘，有唐代译经僧义净、南朝译经师真谛，有无数舍身求法与弘法的后人，他们的备践神踪带来了中国佛教的发展及完善，他们的誓志弘通带给了我们无限感动，也赋予了丝绸之路烛幽的佛教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