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即将过去的时候，也就是雪顿节刚过去的第二天，我第五次进藏。九月来临，九月不是残酷的季节，蓝天上奔涌的白云闪烁着雪线的光芒。与上次进藏（一晃已是11年前了）完全不同，那一次是闪电般的以西藏山南地区的泽当、错那为中心的雪域自驾车考察。这一次只是短暂驻留在拉萨，在圣城交流、观看、阅读；当然，还有写作。出发时背包里只放了一部书， 《探寻西藏的心灵：图齐及其西藏行迹》 （魏正中、萨尔吉编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2月），几天之后的桌面上就堆起了一摞书。

《探寻西藏的心灵：图齐及其西藏行迹》

法国的古伯蔡神父于1846年1月来到拉萨，他的《鞑靼西藏旅行记》所描绘的拉萨城是混杂着朝圣者与商人的地方。但是在1900年8月来到拉萨的俄国东方学者、地理学家崔比科夫则在《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中认为，拉萨生活的前提是宗教与行政，然后才是商业贸易。这次当我沿着机场高速进入拉萨，看到的柳梧新区和拉萨河中的仙足岛填河建房工程的时候，我感觉是以房地产为发展龙头的后拉萨时代早已降临。朱塞佩·图齐说过，“建造意味着按照祭坛的模式来重塑世界”，几年前我说曾经参访过的位于山南地区的桑耶寺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解，今天我才恍然发现它还有更深、更宽广的意蕴。模式与重塑，这已然是远远超越了城市规划和建筑发展的当代生活的核心议题。飞速的变化与重塑，肯定不是今天才出现的。1969年图齐在他与德国学者海西希合著那部《西藏和蒙古的宗教》的序言中说，他在撰写中的一大难题是描述西藏宗教时使用的动词形式的差异，在时态使用差异中发现西藏宗教的过去与现在的巨变与断裂，发现了在版图变化、人口流动、身份变化的背后存在着思想观念的自然纽带的断裂，思想的稳定性和抵抗力受到艰巨考验（耿昇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6月，12～13页）。所有的断裂与延续，都决定于模式与重塑，图齐把这看作是一种艰巨的考验，信然。在今天的拉萨，我们有很多理由重新思考和探寻藏学家图齐的心灵。

在读过朱塞佩·图齐的涵盖佛教文献学、佛教图像学、印藏佛教艺术史、藏传佛教建筑史等诸多领域的巨著 《梵天佛地》 （魏正中、萨尔吉主编，全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2月）之后再来读这部《探寻西藏的心灵：图齐及其西藏行迹》，会对这位意大利著名藏学家生命和学术历程以及他探索西藏心灵的藏学研究活动有更全面的了解。全书共包括了9篇权威文章，相当全面的介绍了图齐的生平及考察与学术活动，的确可以说是《梵天佛地》的一本辅助书。但是它也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它不仅是一部从不同角度拼接起来的人物传记与学术资料介绍，而且有些篇章中所论述的议题也有独立的学术意义。

纳莱兹尼（O.Nalesini）在他撰写的《朱塞佩·图齐的藏地游历和考察》中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图齐历次进藏的路线、为获得许可的努力以及这种努力甚至会反过来影响管辖权及相关边界条约的具体运用等问题，实际上这是在19世纪至20世纪中期以前进入西藏地区的外来旅行者普遍遇到的问题。当外来旅行者的进藏计划在申请许可、辖区界定、边界政治、经贸利益和测绘水平等复杂现状中受到挫折的时候，应变的才能与机遇变得十分重要。更有意思的是，1933年图齐申请去噶大克（今阿里地区噶尔县）的时候，签发通行证的英印当局也无法准确界定穿越中印边界的路线，甚至不能确定所签发的旅行许可的范围，最后竟然认为图齐的考察是对西藏当局的最好试探。于是，图齐充分利用这种暧昧的空间，尽量使他计划中的考察线路都被英印当局和西藏当局认为是符合英藏条约的规定。（39——40页）有学者指出，“直到清朝前期，对国界概念不强，传统上模糊的只有边疆而无边界的国家概念，国家对国界的管理是和对整个边疆地区的管理交错在一起，边疆地区、边境地带和国界线混淆。”（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17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10月）这不仅是清朝政府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是英印当局要面对的问题，因此才会出现图齐申请进藏中出现的暧昧空间。与边界管理的模糊、混乱不同的是另一种情况，来自政治形势对进藏申请的影响。“1937年，图齐向西藏地方当局申请访问扎什伦布寺，但被拒绝。正如英印当局的官员对他的解释，当时国民政府和西藏地方当局正为在汉地居留达十三年的九世班禅返藏进行交涉，这一时期非常敏感，谁也不会允许一个外国人前往此地。”（42页）这是国内政治与西藏入境许可之间最典型的影响关系。在近代以来探险家、僧侣、藏学家等进藏的历史叙事中，进藏路线、申请、批准或拒绝等现象及深层原因，无疑是一个可以引人入胜、值得深入研究的专题。

另外一个重要而敏感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图齐因其在西藏考察过程中收藏文献与艺术品的方式而曾经受到的指控。纳莱兹尼认为，“图齐的收藏方式或许确实有争议，但他的所做与当时（甚至以后）的欧洲和北美学者在整个世界的行为没有太大的差异，而且，我们还得考虑事件发生的背景。”（48页）他说的背景主要指贫困藏人出售他们的法物和寺院中普遍存在令人忧虑的“修旧如新”观点和情况，以及因缺乏保护、修缮而坍塌的寺庙。纳莱兹尼继续说，“有些地区不再有人烟或僧人照管。如果图齐从佛塔的装藏中捡拾大量的擦擦、写本和其他法物的情况属实，那么这些佛塔通常已被废弃，其坍塌将会导致内藏法物的散佚，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图齐以简陋工具和远非充分的技术知识从卫苏卡的佛寺遗址剥离壁画的极端决定。”（49页）“图齐在书中，以及在写给英印和西藏地方当局的信中不断呼吁这些问题，敦促他们采取措施保护他们治下的这些无价的历史和艺术古迹。”（同上）图齐在谈到托林寺时说：“众所周知，托林寺是西藏最古老、最精美的寺院之一……雨水从年久失修的天顶渗入，浸蚀壁画杰作……除非西藏地方当局进行抢救性修复，否则这一存有藏地其他地方均无法比拟的精美绘画工艺的寺院很快就会圮废……”（49—50页）“不幸的是，或出于人力物力匮乏，或出于当地民众和官员对保护艺术品的漠不关心，这些呼吁没有任何实效。”（50页）纳莱兹尼只是叙述了这些珍贵文物在当时面临的危险以及当地官员与民众关于文物保护的真实认知状况，没有为图齐曾经受到的指控作正面的辩护。在文章最后，他说图齐“所做的一切均表现出他对藏地和藏族文化持续一生的深切承诺。”（50页）我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结论。

西藏大昭寺

事实上，图齐不仅对有形的精美艺术文物受到的毁灭厄运感到痛心，而且对当时他所看到的艺术创作中精神与技艺的断裂而深感忧虑。他在叹赏江孜白居寺曼荼罗殿壁画的时候指出：“佛寺壁画总是与其得以生发的文化氛围有关。如今的僧众学识不再，曼茶罗的绘制也极为罕见，它们让位于生死轮回图，象征变得简易，适于平庸的宗教文化，新近所建佛寺壁面所绘天众亦变得贫乏，降格至更大众和慈悲的天众：度母（Tara）和观音（Avalokitesvara）。”（《梵天佛地》第四卷第一册，第113页）。这也是他对藏族文化命运的一种深切关注。

珀里凯提在《佩·图齐和意大利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一文中对藏族艺术品的创作因由的论述也可以看作是对图齐关于藏族艺术的深刻理解表达敬意。“藏族塑绘作品的特殊功用在于它们是禅修者在生起次第时一心不乱的攀缘对镜，修法者以此逐渐净治，次第攀升，最终超越可见的物质表相。藏族宗教艺术试图在形象中表达生机勃勃的修法体验，在禅修者的观想中通过复杂的象征、图像模式和布局将其差异甚少地次第传承：‘修法者观察到本尊形象从其心间生起，弥散虚空，然后重新收摄入自身，光明遍照，无二无别。它们不再是呆板无趣的形象，它们平息心识波涛，照亮冥暗，浇灭我执，生起光明，宁静不动。’”（62页）最后这段引文出自图齐著作中的一段话。每当我在西藏寺庙观赏满殿满壁的精美塑绘艺术品的时候，的确感到如果不是禅修者，终究难以真正进入这个神秘的心灵世界。

《藏北牧民: 西藏那曲地区社会历史调查》 （格勒、刘一民、张建世、安才旦编者， 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2版）是一部重要的藏族社会历史调查文献，初版于1993年，调查时间是1987年5月至10月。这份调查报告的最大特征是在“实事求是，有什么写什么”的原则指导下，充分运用藏、汉文的第一手资料，调查方法扎实、严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内容丰富、全面。第四章“草场与牲畜”是理解农奴制问题的重点部分。在理论上有一个重要问题是：在牧区生产关系的主要基础上什么？是牲畜还是草场？作者通过实地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比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123页）对于牧民来说，牲畜是他们的基本财富；在牧主与牧民之间，牲畜的所有权起着关键性作用。一方面，“藏北牧民大部分都有属于自己所有的牲畜。这是经过调查了解到的事实，但是各阶层所占有的牲畜数量悬殊很大”；（125页）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早在1959年对藏北安多多玛部落的调查结果是，占有30头牛、200只羊以上的中等牧户占全部落总户数的80%；占有牛800头以上、羊3000只以上的牧主只有4户，不到百分之一。（126页）根据在牧区平均每人有5头牛和20只羊就可以维持基本生活的调查结果，这80 %的牧户基本可以维持生活。当牧民无法维持生计而沦为牧工之后，牧主除要供给吃喝外，每年要给羊皮袄、帽子和鞋。有些牧民可以与主人同吃同住，调查报告极为详细地描述了各种待遇和区别。（172——175页）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调查的目的是“为进一步研究西藏封建农奴制度提供第一手资料”（导言），调查的结果说明藏北游牧部落在1959年以前的重大特点是部落所有制的原始残余与封建农奴制并存，并且强调了由于历史与环境的关系，不同地区的制度、文化存在差异性。（同上）

很有意思的是，在这部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之外，还有一部“小书”继续讲着藏北牧民的生活故事。1976年起在藏北地区工作生活了12年的吴雨初先生在 《藏北十二年》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7月）中讲了100个小故事，以非常简约隽永的文字记叙了作者在藏北那曲地区工作期间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其中有一则“家访牧主”，与《藏北牧民》中谈到的牧主早已不同，他一家只有32头牛、130只羊和3匹马，连以前的中等牧户都比不上。当他说起没有饲料、燃料等困难而希望政府帮助的时候，县干部“突然问起：‘你家什么成分？’主人低下头说，‘我家是牧主。’县干部说：‘你是牧主，还想让政府帮助？’说完，就走了。我回头看着那顶破帐篷，心里很难受。”（23页）

《藏北十二年》